序文亚洲色图 自拍偷拍
1949年吴宓在重庆宽宥了解放，面对“天翻地覆，一切都变”的外皮环境，使他西行入蜀，儒佛并修，潜心文章，渐次为僧的猜测最终幻灭。在度过1949年的繁重后，1950年8月，吴宓便转入到西南师范学院初任外文系补助。与大多半旧常识分子一样，源泉他惊恐失措，对新中国为了自在政权，先后发动的地盘革新通顺、弹压反改进，以及此后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，他既不睬解，更难安妥我方的扮装，天然他已感受到“山雨欲来”的重大压力。履行政事裹带改进的雷霆之力和社会风俗的瞬时滚动，刺激着他的心灵，但他却像以往一样，将一己之不雅感形诸诗篇，传诸友一又，并未过多地磋商到被发见后的严重效果，这终于形成了1951年底的“土改诗案”。
天然，党和政府此时在战略上对政事历史上洁白、想想上有失实的旧常识分子主以网开一面，力主进行想想改造，并未因此形成“诗祸”，但这却成为吴宓此后历次通顺中洗脱不净的舛误。“诗案”之后，吴宓便有了“诗一火”的结论，当他再与旧时所熟稔的友生交游时，便显出其注重严慎的一面。因为他显著在一切都变的环境中，旧时友生的想想险些全然转向了，这便注定了吴宓晚年精神的孤单。
一、1951年底“土改诗案”的始末
1951年底的“土改诗案”是开国后吴宓所遇到的第一次冲击，天然在他本东说念主看来不止为无妄之灾，但这却与他欠亨世故、坦诚无伪的性格有着内在的关联。此事初发于1951年12月，据《日志续编》：
（罗容）梓在（周邦）式室揭发，宓等重阳社集诗 已为西南政委会搜得，油印分发，并在最近文陶冶议中提议议论，且疑为反动之政事组织密探步履，方在密查云云。细聆之，方知其所搜得者，实为十一月一日宓邮寄胡蘋秋函中宓作《国庆》诗，《赠兰芳诗》四首。又梓、芬补社集各一首，故被斥为反对或“调侃土改及弹压反改进”，谓此诗亦首要补助所作云云。惟何故搜得？查验邮信乎？抑蘋秋所申报乎？宓惟深自悔责轻寄该诗函汉典。此案祸发，宓将遭枪决乎？五年徒刑乎？派入革大学习乎？迫令进入土改乎？均未可知。而日内必将搜查宓之册本、函札、日志等，宓之罪将更重。偶一失慎，遂将杀身，真所谓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者矣！
具引原文，旨在读者明瞭“诗案”的起因，以及吴宓此时惊恐不定的心理，他险些设计了所有可能处治他的方式。“诗案”所波及的东说念主物胡蘋秋，为吴宓1951年5月应邀进入剧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责任代表大会时新结子的诗友，其时胡在西南军区京剧团担任编剧、导演，擅长旧体诗词，在吴看来，胡实为一壮志难酬之东说念主物。1951年，吴、胡二东说念主交谊酬唱常常，吴宓亦常谋有契机将胡蘋秋调入高校责任。
所波及的东说念主物邹兰芳，时为重庆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女生。邹家本是四川万源的地面主，家中广有田产。邹兰芳的几位兄长中，年老邹枬原为国民党川军副军长，四哥邹槐芳为四川省军管区司令王陵基的高档咨询。1950年，刚刚解放的西南地区掀翻大领域的清匪反霸、减租退押、地盘革新通顺，像邹兰芳这么的家庭例必无处遁形，父亲遁入，兄长接连被弹压。 对于邹兰芳不寻常的遇到，吴宓以诗东说念主的非感性的心态、东说念主说念主义的态度寄寓了极大的珍视，并永恒资助邹兰芳，使之得以完成学业。因邹其时需按学校安排到农村进入“土改通顺”，吴宓遂有《送重庆大学女生邹兰芳赴川西进入土改》的四首送行诗，这等于涉案之诗的创作配景。“诗案”所涉之诗，其中在当局看来极为敏锐的两首包括：
管事节期万国同，今来况更贵农工。重描新型葫芦样，共庆中华解放功。挥击镰锤平寰宇，飞翔鸽鸟耀兵戎。谁怜禹域穷乡遍，易主田里血染红。（《五一国际管事节庆祝会》）
荆榛豺虎遍蜀西，锦城重到杜鹃啼。覆巢田主除应尽，舒畅农民上有梯。僧诵佛名行夷戮，麟为仁兽共鸮携。初尝芋糙无盐豉，倦卧茅檐伍豕鸡。（《送重庆大学女生邹兰芳赴川西进入土改》其三）
两诗虽是吴宓对世事大变及个东说念主心情境遇的感慨，但第一首的尾联、第二首的颈联，在当局看来无疑是对地盘革新、弹压反改进的意见抒发。 “诗案”在西南地区影响很大，时“闻邓小平副主席曾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，手捏吴宓检发诗的石印本宣读云云” 。又1951年12月18日召开的西南文教扩大会议中，由时任西南师院的教务长方敬传述“邓小平所讲之一部而附述之。举首要、西师补助为例”等等。吴宓对此的径直感受是，“邓公对本校补助内情知之甚悉，我辈深愧昏暴云云”。 想想濒临改造，东说念主东说念主必须过关“沉迷”，这终是无法走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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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青时的吴宓
“诗案”发生之后，吴宓身边的友生对他多有告戒，诗友刘得天劝导他，要“随顺时世，并力陈共党之廉勇，土改及湮灭田主阶层之必要，弹压反改进之非过”。同事吴则虞警诫他要“惩前毖后，自今勿更作诗”，“并谓他名高于平（按：邵祖平），且裁剪《学衡》，为部聘补助；惹祸发，将十倍于平不止。”对于这些善意的劝告，吴宓又是怎样自辩的呢？《日志》12月7日条有：
宓诗乃情怀之发泄，并非全面以千里着冷静挑剔土改与弹压反改进二大战略。《国庆》诗前六句述事，庆东说念主民政府之胜仗。七八句微惜其放纵太大，土改各地死东说念主不少，此乃事实之无可幸免者。宓虽具惋痛之情，并非不解白战略，非不救援土改。盖自希腊悲催，《小雅·东山》以至杜甫《兵车行》，元稹《昔我梦游春》等诗，皆行径与脸色违反而不相通。我方千里着冷静与意志决定如斯作念，而脸色上却有过不行止，故必须发泄而吟成诗篇。脸色之阐发，既不粉饰行径，且助成此行径焉。此难与不知诗者言也。……细吟宓诗，则信以上并非强辩饰非。
吴宓以“情怀与千里着冷静的冲突说”进行辩解，或是其心态的真实反应，但在以阶层斗争为纲和政事站队的时间中，他的辩解在当局及校方的解读中却毫无劝服力。所幸的是，1951年11月底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对于在学校中进行想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责任的招引》，其中条件，对旧常识分子政事上与想想上的问题必须差别对待，对政事中的反改进之行径，必须袪除重办；对补助界中果断的想想，苟无行径，则当进行想想改造。字据这一文献，吴宓当属于政事历史洁白的旧常识分子，应在严加改造之列，他也得以暂时开脱“诗案”影响的进一步扩大。但问题是果如吴宓所言，他能从千里着冷静上正确看待“土改”和“镇反”两大事件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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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——《论东说念主民民主专政》
作为一部具体而微的社会史，《日志续编》中保留了“土改”的不少实录。在吴宓的故人中，刘永济、刘朴、李想纯、穆济波、黄稚荃等均有“减租退押”亲自阅历，而最令他傀怍灾难的是，1950年曾动听赠助他返乡省父病的田主某东说念主，在这次通顺中也在劫难逃。吴宓其时已空乏地感到，“土改”以阶层为界，“对田主及一切有钞票有文化之东说念主，悉欲杜绝之、拔除之此后快，以使工、农（兼无学）阶层滋助长养，则其所行亦固甚是”。 但一贯远隔政事的他，此时并未读到毛泽东在1949年6月底所写的《论东说念主民民主专政》，也无法相识民主是仅限与东说念主民里面的，而田主作为东说念主民对立面的反动阶层，理应属于被专政的对象，例必在湮灭之列。
吴宓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，使他不可能开脱孟子仁心、仁政的不雅念，是以对于在“土改”与“镇反”中被计帐斗争的东说念主，他都抱有较多的珍视心。这和毛泽东《论东说念主民民主专政》中强调对敌东说念主“不行仁政”的态度，适值处于违反的位置。在1951年底的常识分子想想改造之前，他虽已循例进入政事学习，但他真实的心声却是，“今恐将难免于死，以视亭林、梅村两皆不足，徒自取耻辱”，“此改造对宓特为繁重且灾难，以宓年老濡染于旧者深且久，又素性善感而多脸色之系恋”，这真谓是“洗髓刳肝难换骨，绝情弃智强陈词”（《感事》其四）了。既然吟诗是不遂己愿的“强陈词”，则在情怀气派上自难免流于作伪，这便引出了他对于“诗一火”的具体结论。
二、吴宓的“诗一火”结论过头成因分析
对吴宓而言，开国之初“土改诗案”不止为一叶惊秋，之后临深履薄便成为他的心理常态。而在他晚年为数未几的诗篇中，“诗一火”的反复指陈是一个再也较着不过的结论。咱们不妨拣选数联：
名毁逢东说念主休论学，诗一火对影且衔杯。（《再迭前韵酬月波见怀》）
诗一火郁悒同谁语，说念丧芊勤只自怜。（《癸巳中秋》）
摧志抑情尽丧诗，诗一火身在去嫌迟。（《依韵答稚荃并示恕斋志远》其二）
身劳意苦更无诗，已近诗东说念主命尽时。（《无诗》）
诗法诗情今并灭，鲜卑汉语竟同伦。（《寄赠澄宇秀元良伴》）
所引之诗，诗意较着。大凡对吴宓稍有了解的东说念主便会知说念，诗在他精神世界中占有极其伏击的地位。他自幼起便疼爱读诗、写诗、讲诗、论诗，诗是他一世除日志以外另一部的“心史”，亦然他“殉说念殉情”的历史见证。以如斯嗜诗之东说念主，斯须反复指陈“诗一火”时，该是奈何的一种心情？但咱们更关注的是，吴宓何故在“诗案”之后，会发出“诗一火”的叹气呢？
应该说，“诗一火”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个伏击的命题。孟子曾有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一火，诗一火然后春秋作”的说法。赵歧注云：“王者，谓圣王也。太平说念衰，王迹止熄，颂声不作，故《诗》一火。《春秋》拨乱，作于衰世也。” 朱熹注曰：“王者之迹熄，谓平王东迁，而政教命令不足于宇宙也。诗一火，谓《黍离》降为《国风》而《雅》一火也。” 对“诗一火”的相识，不管是赵歧的“颂声不作”，如故朱熹的“雅一火”，均指向的是宇宙大乱，王室衰微，礼崩乐坏，政教分离的社会履行。但吴宓所谓的“诗一火”，绝非因承上头的疏解，因为他对中共开国重荷超越的精神是钦佩的，对新中国建筑的重大建树是细办法。他也仅是捡起“诗一火”的话头 ，而自有一番演绎，如欲深入了解，便须对他的诗学想想作扼要之梳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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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吴宓日志续编》1949-1953
吴宓的诗学想想独到而自足，尤为宝贵的是他在上世纪20年代之后，就运转在表面上系统想考、在践诺中不停探索旧体诗的生新创造问题。而对吴宓诗学想想的当代性评估，又例必将之置于晚世以来中西诗学的线索统绪中去论定。 其诗学想想，总而言之，包括：
（一）以诚为体，主于写情，亦须时有感性之节制。此情当至真至诚，基于东说念主性之本真，因“世中万事皆可作伪，惟诗弗成作伪。……不诚，弗成为诗也”；
（二）因以诚为体，故作诗、论诗当重“诗如其东说念主”的志节与襟怀；
（三）诗当随面容之变迁，故在诗法上强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；
（四）在学诗门径上主由临摹进于创造；
（五）在诗的功能不雅上具有“以诗代宗教”的趋向，此是中国古典“诗教不雅”与英国安诺德以过头师白璧德诗论意见的贯通长入。
（六）在诗境创造上，主实境、幻境、真境的“三境”之说，须由实入幻，因幻显真。这既是他对中国古典诗歌诗法、田地等的悟得，亦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，从英国诗论家的安诺德到好意思国“新东说念主文主义”人人白璧德的形而上学及诗论意见的一个侧面，他要孜孜追寻的是诗歌背后“天理情面，同而同样”的不朽价值。
上述六点诗论，又彼此交汇，呈现出复杂的多面相。其在中西新旧的诗学线索中，有承续、有发明、有益见、有践诺，但其诗论的中枢，则无疑是“至真至诚”之“情”。因“诗必主于情，情真则事自真而境亦真，真必天然佳好意思”。 为达到这一田地，吴宓以宗教般尊容的爱情入诗，不畏俗议，不避讥毁，亦不甚追究辞章的雕塑，致使在一诗成篇之后，便永不再修改，起劲保捏诗“情”之本真。他的诗集卷帙镇静，却从未刊落过一诗一联，未成章的断句也网罗无遗，“云烟境过皆同幻，文锦织成便不磨”，诗歌固当是记录一时一地一剎那的想致与情怀。职是之故，一朝“情”在特等的语境中不得发抒，“志”亦无从言表，致使不得不循例作伪的情况下，则吴宓以“情”为中心构建的诗境王国便会轰然倒塌，这等于他所谓的“诗一火”。若具体分疏，则包括：
一是诗东说念主的个体隐秘空间被消解，真实情怀难以解放发抒。“土改诗案”之后的1952年，想想改造通顺已在天下高校掀翻，西师作为西南地区想想改造的要点院校，这一时期，大会小会集结，想想政事学习，爽朗交代历史，东说念主东说念主须过关“沉迷”。在通顺垂危的脑怒中，非但个东说念主所有的优游被抢劫，即等于个体内心的隐秘也要以向组织谈心的形状浮现无遗。因此，个体独到情怀体验的诗想星离雨散，偶尔的优游情致也被贴上“封建主义”与“小钞票阶层想想”的标签，而改造的重大思想包袱，又迫使东说念主的脾气狃曲而循于作伪，在这境况下，怎样还能有诗想诗情的心理空间呢？
对此，吴宓擅自议论说念，“诗以言志，在心为志，今就不许有个东说念主之独到之想感，安能有诗？” 再看他诗中一再所写：“渐习覈词同伪语，独到深意对浮妍”（《四月二十九日为宓由武汉飞渝满三年之期感成一诗》），“鼓动无休暇，琢磨失性真”（《壬辰中秋》），“随东说念主俯仰无涯际，与世推移失性真”（《腐朽一首》），“长图大念学功尽，至德隆情趣说念荒”（《七月二十九日晨作》），“搏兔争看本领健，媚东说念主学得话语能”（《感事》），“去年笔墨今当废，情怀都无那有诗”（《偶成》），“层层剥茧难存志，日日责躬苦费辞”（《和金月波病中读欧游杂诗》）。改造鼓动的卜昼卜夜，随东说念主俯仰的循例作伪，都使他痛感东说念主性本果真斵伤，诗情诗意的丧失。以至于1961年春至1964年8月的三年多时老实，吴宓竟然未成一诗。 则诗情之好意思感，怀旧之伤离，也仅在衾枕中或独步时一现于脑际心中汉典，他所常感到的是身在梦中，却又是“梦中说梦倍坚苦”的沧桑与无奈。
更进一层，在吴宓看来，这种东说念主性本果真狃曲，非仅他个东说念主，实是开国初期一时社会风俗使然。试举一例，吴宓向来对于好意思善的事物，尤其是可儿可亲的女性抱之以抚玩的眼神，但跟着阶层斗争的深入，他对女性天然的好意思感也难免有幻灭感。如1951年1月16日志，学习“发言者多女生，明眸皓齿，燕语莺啼，而作出凶残凶悍之貌，噍厉杀伐之声。宓久恋女子，后乃厌离，及今乃叹不雅止矣。” 这真可谓是“眼看婉娈成豺虎，晓夜纷繁互讦憎”（《学生服役评议会》），有了这一段阅历，吴宓遂感触说念，“盖数月，或期年以来，中国东说念主之一般习行，已变得纵脱不仁，而不自发知。甚矣，移风易尚之易，而收功顺利之速也！” 因此，开国之初社会风俗的速即滚动，在吴宓看来，常识分子既失其脾气之正，则“发乎情”的旧体诗歌式微也自不待言。
二是在社会转型期的群众空间内，“诗不错群”的创作—传播生态被碎裂。诗中所言之情志，亦需在社会大群中求得声音相感之友。故从“诗言志”到“诗不错群”，是诗东说念主想想情怀的共识、诗友之间交谊的维系，而这必须建立在情怀解放发抒、交谊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。但在开国之后，吴宓以往所信托的诸多诗友想想多已集体转向，有过“诗案”惨痛阅历的吴宓不得不注重严慎。他说：“盖自解放以来，雨骤风狂，天翻地覆，旧日一般一又友，虎鼠龙鱼，莫知其变态，而忧谗畏讦，深藏远引，亦莫弗成窥其真假。是以宓与诸友，昔年堪称同道同说念者，皆未敢通讯。宓所作诗，清亮而较着，惩1951年冬之失，深惧祸危，只好秘不示东说念主。而讽诵诸友之诗，恒有'我所不解’之叹。” 是以，他才不止一次地说，“齐心之好，今世晨星矣”，“国内通函者已无几东说念主，互寄诗者更少”，终末竟然有“荃蕙化茅难信友，书成临发尚迟回”（《依韵和答》）的矛盾反复。 吴宓的彷徨也绝非多虑，他很快就敏锐地发现以往所信任的诸多诗友，在情志上与他已暌隔难通。这一心剪发展到极致，吴宓竟然有焚诗稿的举动。据1959年4月3日志，“未晓，焚吴宓集外咏物诗稿，诗约共七十首，皆1949年底至1950一二月所作，中有三四首乃成于1950冬往时。诸诗藉咏物以寓心意，以艺术论，在宓所作实为精上，但恐见讥致谤，故悉焚毁不存，久久仍珍惜，今以身衰命促，乃决行之。” 因恐“见讥致谤”，才忍痛焚诗稿，足见诗友之间交游酬唱生态环境的蓦然改换，对诗东说念主创作产生的精神逼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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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吴宓诗话》
第三，从骨子上看，吴宓对于“诗一火”的结论，其根蒂原因在于他想想改造的失败。如果将吴宓开国后的近三十年（1949-1978）视为一个举座的话，他所敬佩者已经古希腊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也包括孔孟、释教乃至基督教等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新东说念主文主义传统，他的“内心仍澈底是《学衡》初刊时之想想”。辩论吴宓的一世，他的分歧时宜、果断保守是一贯的，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言，“口语时兴的时候，他提倡文言；新诗走俏，他作旧诗。'五四’新文化通顺把传统打得七零八落，他与梅光迪、柳诒徵、胡先骕等创办《学衡》，意见'修明国学，融解新知’，起劲回狂澜于既倒。……”
吴宓想想改造的失败，使他在社会转型期的诗歌想想传达，话语系统调度方面是失语的。同期他对于同期代的常识分子尝试愚弄新想想、新标语、新词汇融入新时间，歌咏重生涯的创作亦然难以认可的，这尤其反应在他对于“应制诗”的气派上。如1959年10月29日，他写说念，“盖鹰与建（按：潘伯鹰与许伯建）皆溺于'世故’之东说念主”，“故今行事极郑重，而作诗但主讴歌，而不望述事抒怀。然则此类不解述吾志，不代伸民情之伪诗，虽多亦奚以为，……于是宓于即日简复建函，请不消以宓诗寄鹰，至陈寅恪诗函 亦望妥慎还宓云云。” 在他看来，诗中情怀匮乏，话语标语化，想想教条化，情志不得畅发，这种伪诗既多，“真诗”亦复何存？与之辩论的是，两天后的日志，也保留一条极艳羡的记录：10月31日，吴宓接到缪钺的新作《苏联火箭到达月球喜赋二首》，他读后写说念，“宓按此乃'应制诗’之佳者。然'应制诗’乃顾亭林所断不肯作，吴梅村不得已而偶作，反为彦威钺字与伯鹰、伯建以及济波等所沸腾作，且嬲宓又迫宓同作。呜呼，宓生平多能诗之友，又增宓之累矣。”这等于由诗中所抒发情志的真实，到志节行事的立论了。
正如上述引文所言，此类“应制诗”，乃“吴梅村不得已而偶作”，开国之后的吴宓在历史纵深中是将我方遐想为吴梅村的，他说我方“早同吴梅村之心情” 。因此“应制诗”于吴宓而言，亦是不得已而偶作。翻检吴宓开国后为数未几的“应制诗”，绝难说哪一首是胜仗的，他素来“欲修订吾国之诗”，“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” 的诗论意见，在开国后日眉月异的社会履行眼前是失语的，亦然无所阐发的。维捏吴宓诗论的内在逻辑，这天然亦是他“诗一火”的又一阐发。
令东说念主疑心的是，1951年“诗案”发生后，吴宓既有“诗一火”之叹，何故又未能“戒吟”呢？依笔者之见，“诗一火”是对一种体裁在特等语境下的创作、传播与接收生态的总体不雅照，要为一时间立论，非纯为他个东说念主而发。他也自辨说：“宓所作诗，皆出于天然，诗为生涯与脸色之副居品。宓不死而多情，即弗成不作诗。但当勿再示东说念主，老友亦不使朗读云云。” 那么，吴宓仍要写诗的指标安在呢？除了上述“诗为生涯与脸色之副居品”以外，吴宓还曾说过，诗为社会之小影 ，不错不雅一时间政教民俗之隆替，那么吴宓开国后的多少篇什，欲为一时间留存文献与故实的意图是极较着的，这即是古典“诗教不雅”中“诗不错不雅”、“诗不错怨”的典型体现。带着这种心理，他对易代之际的诗篇别有一番感会，如论明末清初屈大均的诗歌，有“沧桑之痛，华夷之辨，情见乎词，不止阮公忧生汉典，常常以史论见己意，……宓己丑以后始能深明其旨者也。” 至于他的自作诗，亦有夫子自说念：“宓1951年为兰及雪所作诗，略有此二篇之意，盖所伤非一东说念主一家也”，又“情深气壮，良伴之情，与沧桑之痛，趋附为一矣！” 其中提到的“兰及雪”，差别指西师同事的张宗芬、重庆大学法律系学生邹兰芳，诗即是因此而罹祸的《送重庆大学女生邹兰芳赴川西进入土改》四首、《记咏雪女士事》五首。从中不错见出吴宓的不雅风察俗、寄慨遥深之处，“还将情深一掬泪，幻作沧桑入梦深”，确是他水流花落期心态的典型写真，这等于由“诗一火”到“诗史”的体现了。仅仅这一“诗史”更多地阐发为沧桑剧变中的个体心灵史。
但吴宓的感慨也只能就此打住。“诗案”之后，他深感个体隐秘空间的匆匆压缩，东说念主性本果真狃曲，常识分子想想的集体转向，旧时友生情志的暌违，致使是诗歌话语词汇的调度等，使得不管是孔子的“兴不雅群怨”，如故他中西统合之后的“诗教不雅”，均已失却其应有的价值和艳羡。惟此一方面牵连到吴宓开国后诗友的交谊，这就转入了下一个问题的证明。
三、吴宓晚年的诗友交谊
1949年吴宓56岁，近乎花甲之年，因此称1949-1978年为他的晚年，相信是不会引起争议的。在吴宓的晚年诗友中，既有旧雨，又有新知。前者主如若以他主编《学衡》杂志、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和《武汉日报·文学副刊》为中心形成的诗友圈，并在开国之后的顺时延续；后者在东说念主数上相对少一些，且主要囿于重庆一地，多为西师同事。开国后吴宓永恒鳏居的生涯景色，使他终弗成澈底与诗友息交游来，因为诗友间的往复酬唱是宣泄其情怀、慰藉他孤单心理的伏击方式。
字据《诗集》和《日志》，咱们可将吴宓晚年的诗友大致分为三个群体：一个是上海的诗友群，包括潘伯鹰、徐英、凌宴池、瞿宣颖等，比拟而言，潘伯鹰的诗函既多且佳。一个是武汉的诗友群，包括金月波、黄有敏、刘永济、何君超、金声等，其诗函联贯的中心东说念主物为金月波。一个是成都的诗友群，包括邵祖平、黄稚荃、刘朴、李想纯、穆济波、缪钺、庞俊等，除诗札的往复以外，吴宓赴成都进入四川省政协会议期间也时有小聚。此外，西师所在地的重庆尚有诗友刘得天、周邦式、凌说念新等，西安陕西师院的高元白、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、北京中科院的胡先骕等亦偶有诗函往复。那么，吴宓与诗友交游，弃取的步调是什么呢？空洞起来，不过乎以下三条：
苍井空A级在线观看网站一是论诗意见的雷同。由推重其诗到尚友其东说念主，吴宓与海上凌宴池的交际即是如斯。“予先读宴池之诗此后为友，彼此深喜其作诗意见法子之相合。然宴池诗'以新材料入旧格律’不特情境清亮，且词采典雅，每字每句皆有出处。其工力远非予所及。”又如推举蜀中的李想纯，以为他“形色欧洲路径征象，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，而其诗作成又甚工好意思，风情婉约，辞采明丽，使东说念主爱诵不忍释；友一又中，盖莫李想纯若也”，“始宓足迹未履欧洲，及久后游经巴黎、柏林等地，一一印证，方觉哲生（按：李想纯）诗宛如代我而作家”。吴宓论诗尊唐卑宋，“夙不喜江西诗派之宋诗” ，故对海上徐澄宇“诗尚唐音，大雅正统”的诗风便青眼有加，又曾建议武汉的金月波“最佳'能宋意入唐格’，兼唐诗重大空灵之好意思，庶几中说念之至善” 。
反之，吴宓对“学衡”同东说念主胡先骕的诗作，便颇有微词，这不仅是因他“长久崇奖江西诗友王易、王浩、邵祖对等东说念主，拘囿于学派及乡里，今与四十余年前固无异”，更在于胡先骕的《忏盦诗稿》，“删削之诗太多。今存者，实弗成阐发出作家胡君之生涯、阅历、交游、行状等之全真”，“鸠合最大多半之篇章，苟移作异时异域之东说念主所作，皆可适用无违逆”，“很多篇章直似中国海通往时旧诗东说念主之所作”，可见“作家短于情趣，故其议论之诗，实毫无艳羡”等等。 吴宓“宗唐卑宋”的诗歌月旦，是否精洽姑且岂论，但其论诗的倾向性则是止境较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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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宓成都诗友——李想纯贵寓卷集
二是彼此脾气的投合。吴宓与潘伯鹰（号凫公）以诗东说念主与文学家的气质相交，最能见出这一特色。1928年，吴宓因读潘伯鹰的演义《东说念主海微澜》而始与潘订交，在此后近四十年的东说念主世沧桑中，吴与潘的诗函书札来往不绝，潘伯鹰尤其是少量数粗略分享、参与到吴宓与毛彦文爱情世界的伏击东说念主物。吴宓1938年1月7日的日志中，有“凫公赠宓诗二首，最能说念出宓对彦之情事。宓甚爱之，尤喜其'可堪存一火摇魂梦死即熊公之卒读，只与悲歌历春秋言宓之丁壮、中年时期，如斯过了，为伊葬送’此二句至久了也。”1954年吴宓有《寄凫公四首》，其二有云：“莫说念新欢好，长想故侣勤。失态诗酒契，深洽说念情心。”1959年潘给吴寄去全家合影，吴就地赠诗一首，“一家儿女团圞影，记绘微澜着隐刑（按：《东说念主海微澜》、《隐刑》均为潘的演义）。述作难成劳莫息，几东说念主海内惜惺惺。（《俚句四首》其四）”于兹数诗，便可见出吴宓与潘伯鹰两东说念主永恒弥笃的诗友情绪。
三是想想志节的叠加。如若说论诗意见的雷同，脾气的投缘，更多地体现为开国前吴宓对诗友弃取步调的话，那么，阅历过“诗案”的吴宓，已迟缓毅力到友东说念主想想的变化，“想想骨气的叠加”转成为他最伏击的取友步调，亦然与他分享诗意世界的心理保险。也恰是基于这一步调，吴宓对他的诗友又一一进行了含糊，终末只剩下陈寅恪和他我方，这既是他的无奈，亦然他固守自我，闭幕想想改造所付出的代价。
先看吴宓与武汉诗友群体的交游。1959年12月间，吴宓在致金月波的信函中写说念，“武汉大学之刘永济兄、何君超兄，均已不作诗词，且责宓之改造尚不足云云。” 1964年8月27日为吴宓寿辰，他有《七十一岁寿辰》一首，诗云：
生世忽经七十春，奇愁无限对嘉辰。归笼鸟感殊恩哺，伏枥马伤永废身。漫诩聪敏腰脚健，难追时间物情新。楹书秘记凭谁付，守护行装远去东说念主。
此诗是吴宓1961-1964年间的独一诗作，诗句贴切真实，章法绵密，情怀基调却不甚积极。他说，诗已“另纸片写出，只能示一二老友，即宏度、君超两兄亦不敢寄示，缘诸兄均爱宓，但只消宓作沸腾忻悦之阐发，而不肯宓有些许悲郁之情想也。” 考吴宓与刘永济（宏度）因《学衡》杂志关联，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已有深交，1946年8月至1949年4月，两东说念主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曾有近三年的同事阅历。吴宓素来服膺刘永济的古典文学教学和“金刚手腕，菩萨心肠”的治事技能和任事精神。但在开国后“想想改造”的重大压力之下，两东说念主的交谊却似密而实疏了，但吴宓所展现出的更多是含默忍止的相处之说念。
又于武汉诗东说念主金月波、金声二东说念主。金声（蜜公）为吴宓主编《武汉日报·文学副刊》的投稿东说念主，在汉口久任中学语文教员。从金声读《吴宓诗集》后的题诗，“东说念主境犹嫌材料旧，蒹葭相许脾气真。梅村近处香山到，变体年光又一新”（《拜读雨僧先生寄示印稿率题七律二首录请粲政》）来看，他对吴宓诗法和诗风的相识均甚准确。吴宓曾综括二东说念主的交谊，“宓在武汉时，少年诗友，惟金蜜公与宓最契，诗函来往亦最密。辛卯（按：1951年）后，蜜公多作'新诗’，并督促宓改造。自是遂疏，终绝。” 次论金月波，他是吴宓开国后联贯最常常的诗友之一，今《吴宓书信集》中尚保存的近40封信札可证。吴宓称他与月波两东说念主，当情绪永保，“然其近诗'武灵骑射能雄赵，变夏由来也未妨’。宓心疑之，武灵仅新其军事战术，非尽革笔墨、学术、教化也。”金月波既以为无妨“以夷变夏”，则在吴宓看来，固当淡薄矣。以此千般，均可见出吴宓论诗取友见微知类、履霜知冰至的审慎心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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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伯鹰
次论吴宓与蜀中诗友群体的交游，这其中尤为典型者为成都的诗友穆济波。1920年代，吴宓初任教于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时期，即与时在南京高师附中任教的穆济波有所吩咐，但并不密切。开国之后，两东说念主因同处蜀中的辩论，斗争变得常常起来。但在50年代中期前后，吴宓便对他有所保留了。1955年1月6日所记有：“济波又述其1954年六、七、八、九月出游所遇之东说念主与事，与诗、照相内外，甚为欣快。惟对于新邦之颂祷，与旧文化之伤吊，则济波与宓所见不同，然不害其为一又友也。” 二东说念主之不同实甚较着，穆济波多“输诚求用之心” ，“热心改造，宓虽刊文自责忏，内心仍澈底是《学衡》初刊时之想想耳。” 因是，他对穆济波一些“想想有定程”的旧体诗，便直不欲闻之了。1955年吴宓“偶说念及以梅村自拟（自责、自伤）之意，穆君乃大责怪，曰：恶是何言也？宓憬然，不敢再以诗示穆君，亦不敢再说起梅村诗东说念主矣。” 由此看来，穆之于吴，谈心尚远；吴之于穆，形状上看是和光同尘的相处之说念，其实内心自有历害分明的交谊圭臬。
蜀中又有女诗东说念主曰黄稚荃者。吴与黄相交甚晚，毛糙在1944年吴宓放假入蜀讲学燕京大学之时。开国之后，黄稚荃久居成都，吴宓50年代赴成都进入四川省政协会议常有过访。黄稚荃1931年曾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科学门，师从学者兼诗东说念主黄节先生研习古典文学。因同尊黄节先生为师，这就在客不雅上拉近了吴、黄交游的心理距离。但据《日志》1953年11月28日志，吴宓“访黄稚荃，以宓《诗集》一部及黄师挂牵册《国风》一本，又遯庵念书条记二册留与稚荃读。为略讲陈寅恪《王不雅堂先生挽词》，觉稚荃似阑珊high-seriousness亦即至情与笃信，不足付托传黄师之业也。”有过这次阅历，吴宓在《依韵答稚荃并示恕斋志远三首》中，所抒写的“莲质泥污飘素瓣”，“百年花落但空枝”的文化苦楚，“一夫独智轻千圣，往史全非看此时”的履行议论，“世劫如轮随境转，守先待后愧吾师”的同说念期待，终难免要失望了。
再看吴宓与海上诸诗友的交谊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吴宓与海上诗友徐英（澄宇）再证“齐心”的记述，止境艳羡。1954年9月4日，吴宓得读徐澄宇诸东说念主之诗，读后的嗅觉是，“宓按诗以言志，澄宇此诗与兑之（按：瞿宣颖）1953年六十自寿诗，其情志宓皆弗成明悉，未知其应允何爱何恨，何去何从”。吴、徐自20年代中后期便迭有酬唱问答，《空轩诗话》中即有嘉赞徐澄宇、陈家庆伉俪诗词一文，但此时的吴宓却对徐诗无法“以意逆志”了。三个月后，吴宓的这一疑虑终得放心，12月13日吴宓接读徐澄宇良伴的诗函，“极为欣慰，誉宓为'忠厚预备悱恻之情，……委委屈尽’。评宓所寄诗二律为'言婉意深，词藻心苦’，而重申亲信之感。既证齐心，今后可毋烦词说矣。” 徐所寄的“迭韵和作四首”其二、三云：
卅载交亲忆故东说念主，不随云物逐时新。堂堂长时乾坤在，要见风标绝等伦。
十儒九丐旧定评，屠龙袖手漫相惊。通神自有鲜卑语，何事颜君意不屈？
诗中“鲜卑语”一典，借用北王人的颜之推贱视其时士东说念主教其子鲜卑语，以伏事公卿，致取焕发的故事，赞颂吴宓能严华夷之辨，反对笔墨革新，处处不失故土的文化着力，这等于吴宓所谓的“既证齐心”之辞。
也恰是因吴宓捏“想想与志节叠加”的步调，故能称其为诗友者，实三数东说念主汉典。1957年，吴宓曾有《依原韵和答一首并附注其东说念主其事》一首，论过头敬佩之诗友兼厚交数东说念主。诗云：
灵光枢斗海之南，不屈威尊信好意思谈。亲信汉川存友一，无双江夏共君三。传经舜水身能洁，簪笔梅村仕岂甘。医可活东说念主伶可隐，绿珠关盼胜庸男。
此诗为吴宓晚年极精心之作，“古典”与“今典”交汇，而能见出作家的精神取向。首联是吴宓据传闻记述陈寅恪复兴中科院第二史语长处聘问，闭幕北上之事。颔联中的“汉川”指徐澄宇，湖北汉川东说念主，吴诗注云：“宓其时有'得一亲信，不错无恨’之感；下句指武汉的诗友黄有敏（恽生），开国之后，吴宓对黄有敏可谓是没齿难忘，诗中嘉赞他的处所亦是不少，如“无双江夏吾私敬，愿祝祥瑞酒一卮”（《和金月波病中读欧游杂诗》），“犹念存文黄叔度，平生志事共孓遗”（《寄金月波汉口》）等。吴宓晚岁致使有向黄交付死后文章的野心，“遗稿今来艰付托，茫乎天地最想君”（《赋赠黄君有敏》）。1957年黄有敏被划为“右派”后，吴宓屡次阴森赈济黄的经济窘迫，显出了诗友间的竭诚情绪。颈联上句以明黎民朱舜水的去国离乡、国际传奇念的“古典”，良善老友杨宗翰“安祥离京帆海由沪至港”浮海远行的“今典”；下句自拟为清初诗东说念主吴梅村，以“仕岂甘”来抒发我方虽经“想想改造”，但仍“不救援笔墨革新及简体字”的心迹。尾联中“医”、“伶”差别指“能诗善医”者唐玉虬和在剧院责任的胡蘋秋，其中胡为吴宓晚年所交最久、附和最多的诗友。1951年冬的“土改诗案”即是因吴宓寄赠胡蘋秋的诗函被拆发所导致，这既是吴宓的不幸，亦然胡蘋秋的悲催。胡后因此事被下放劳改数年，故吴宓不仅有“我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死。念君缧绁中，惭痛何能已”的傀怍，更有“悲欢聚散无尽志，说念尽胸中吾欲云”（《寄答胡蘋秋二首》其二）的情绪叠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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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
吴宓在诗尾有注：“《论语》云：'作家七东说念主矣’。此诗所列七东说念主，弗成遍举也。”考《论语》中《宪问》一章：“子曰:'贤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’子曰：'作家七东说念主矣。’”吴宓上诗所列避世、避地、避色、避言的诸友，也恰好七东说念主，可见他确有深意存焉。曾为吴宓故人，1949年之后有“避地”香江的钱宾四先生，在其《论语新解》中对此章确认注解说念：“避世，避之尤深者。避地以降，渐不欲避，志益平，心益苦。我非斯东说念主之徒与而谁与，固不以能已然避去者之为贤之尤高。”钱氏的结论，可谓深具“了解之珍视”，其“志平心苦”之言却说念尽了吴宓屏气吞声的心灵烦燥，不知吴先生若见得此论，看成何感念。
开国之后，吴宓从想想与骨气的角度立论，对浩荡诗友一一进行了含糊，即使上述七东说念主之中，他随后又有所疏离，而简直的老友寥若辰星。他的情怀是孤单的，却又常被周围的东说念主视为果断、保守和舛误，是以他才说：“合于我、能相知者，碧柳、寅恪等三数死生一又友汉典”，“惟寅恪与宓等，不幸好不同碧柳之早夭，又弗克上追王静安先生之自千里，在今实难自处，灾难万状”。 这等于不得已而“尚友”先哲的取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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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单元：河南大学艺术学院
本文原载于《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》第27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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